近日，国家档案局公布了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乾隆《京城全图》、招商局历史档案等55件（组）档案文献入选。从2000年开始，国家档案局建立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组织申报评选工作，截至目前，共有198件（组）档案文献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建立，为我国申报世界记忆名录和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提供了资源储备，也提高了公众对我国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了解。

曾侯乙编钟

       
       保护传承文化遗产
       近日，湖北省博物馆的编钟演奏厅人潮涌动，因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厅内展品曾侯乙编钟再次迎来参观热潮。
       曾侯乙编钟于1978年在湖北随州出土，距今约2400年，共65件，分三层八组悬挂在铜木结构钟架上，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音乐性能最好的出土青铜编钟。其钟体、挂件、钟架横梁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少量为记事，绝大部分为与编钟及其音乐相关的编号、标音及乐律理论。同时，它还是实用乐器，至今仍可以演奏，其音响完好保存了当时的乐音信息，音高稳定，音域宽广，音色体系宏大。
       据了解，在申报之初，曾侯乙编钟到底以铭文、音响，还是其他申报，引起专家组的讨论。经过反复研讨，最终确定以“铭文+音响”进行申报。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认为，曾侯乙编钟以声音和文字互相印证的方式，保存了2400年前人类的音乐记忆，是世界文明史上最早的有声音乐理论文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巍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曾提交建议，呼吁曾侯乙编钟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陕西师范大学博物馆近日也因展品秦封宗邑瓦书入选该名录而吸引观众打卡。该瓦书是战国时代秦惠文王时期一份格式完备的秦官文书，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份关于战国分封制的实体史证。瓦书为陶坯刻字的烧制品，正背两面刻字，共119字（加上重文、合文共121字），内容大意是秦惠文王四年（公元前334年）冬十一月辛酉，大良造奉命将杜县从潏水向西到酆邱的一片土地封赐给右庶长歜作为宗邑。巧合的是，文中封地的范围酆邱（丰镐东南）恰好是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的所在区域，可谓陕西师范大学2000多年前的“地契”。
       2006年5月，广东省陆丰市申报的正字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第五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中，就有广东海丰县档案馆保管的海陆丰正字戏传承手抄提纲本。该提纲本有156卷，合计4426页，均为纸质，竖行，右起，毛笔书写。“当时，演戏方对戏班有点戏权。戏班如果不能及时演出，就要被扣减戏金。因此，戏班便准备了大量的演戏提纲本，以便能够随点随演。正字戏的提纲本保存下来的数量不多，但其承载的内容却很丰富，不仅再现了一个个戏剧情节，也反映了当地的方言及老艺人的书写风格等。该提纲本现存内容有《三国传》《水浒传》《岳飞传》等。”海丰县档案馆的黄飞毅介绍。
       展现曾经的建设景象
       在这批名录中，不少项目展现了当时的建设景象，包括中国地质图书馆保管的《南浔铁路规划图》、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保管的《民国时期西北铁路勘测设计档案》、国网新源集团有限公司新安江水力发电厂等单位保管的新安江水电站建设档案、云南省档案馆保管的抗战时期修筑滇缅公路档案文献等。
       《南浔铁路规划图》完成于1906年，手工绘制在缣帛上，分为3卷，全长27.7米，是我国早期商务铁路勘察设计的一份孤本文献。规划图中用红色实线代表拟修建的铁路路线，用等高线标注南昌至九江段的山川情况，同时详细标绘出沿线的河流、道路等，反映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铁路沿线的自然地理、地貌特征等。据了解，该规划图收藏于中国地质图书馆珍本库的恒温恒湿环境中，保存状况良好。
       《民国时期西北铁路勘测设计档案》是1950年由当时的军管会向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西北设计处移交的民国时期有关西北铁路勘察设计的档案，较为完整地反映了1936年至1948年西北铁路勘测设计的情况，包括宝成线、天成线等早期勘测设计档案共49卷。这批档案较为完整地反映了我国最早一批铁路勘测设计工程专家为修建通往西北和西南通道开展的规划和勘测设计工作，是中国铁路建设初期最具典型意义和标志性的重大铁路工程勘测设计蓝本。
       新安江水电站是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制设备、自行施工的大型水电站。新安江水电站建设档案集中了新安江水电站筹划和建设及移民期间的档案文献，包括1500多卷文件、7000多张照片、1900多卷工程图纸。新安江水库移民档案主要包括移民安置专门档案、移民文书档案和移民照片档案等，其中移民安置专门档案是其主体部分，共计2232卷（册）。移民照片档案中以3张1959年4月9日周恩来总理接见淳安移民代表的照片最为珍贵，其他还有水库淹没的淳城等老城镇的照片。
       档案中的烟火人生
       入选名录的《竺可桢日记》手稿目前藏于浙江大学档案馆，由近代著名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1936年至1974年撰写的日记组成，共56本合计约900万字，是竺可桢为抗战救国、科教兴国而殚精竭虑的真实写照。
       1936年，竺可桢受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此后，带领浙江大学从一所普通大学，发展成为一流大学。2017年5月21日，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前夕，竺可桢之子竺安代表亲属把《竺可桢日记》手稿捐赠给浙江大学。56本日记，尽管大小、厚薄、新旧不一样，但不论是日记格式还是内容，处处彰显着竺可桢一丝不苟、求是求真的科学家精神。比如《竺可桢日记》中就记录了西迁时期，立“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的重要事件。1938年，经竺可桢提议、浙江大学校务会议讨论，确定“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并请国学大师马一浮撰写校歌，阐述校训精义。竺可桢所认为的“求是”的精神核心，不只是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更涉及理想、责任、立身处世的要义，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竺可桢日记》不仅见证了浙江大学的发展历史，也为了解中国科学发展史提供了档案视角，为相关研究提供了许多难得的、鲜活的史料。
       入选名录的成都老茶馆档案文献具有浓郁的成都地域特色，反映了成都老茶馆在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经营状况等，展现了成都老茶馆数量多、茶客人数多、茶馆功能多的特点，是研究成都城市微观历史、民国时期社会民生的珍贵史料。

 
（责编：张彦、刘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