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从艺75周年暨95华诞 “水墨新旅程”书画展在京举行
2015-09-02 18:29
来源:中国文化人物
作者:中国文化人物
“王琦‘水墨新旅程’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举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中国文联副主席左中一等领导为开幕式剪彩（中新社发 王保胜 摄）
中国文联副主席左中一在开幕式上发言（中新社发 王保胜 摄）
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副主席吴长江在开幕式上发言（中新社发 王保胜 摄）
著名书画家王琦致答谢辞（中新社发 王保胜 摄）
来自海内外的众多老艺术家出席开幕式（中新社发 王保胜 摄）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为王琦颁发荣誉证书（中新社发 王保胜 摄）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胡振民等领导在王琦的陪同下参观展览（中新社发 王保胜 摄）
农家小屋系列之六 68×96cm 王琦作品
江南水乡系列之一 96×68cm 王琦作品
湖光山色 68×96cm 王琦作品
野渡 68×136 cm 王琦作品
4月3日，由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美术馆、国际中国书画家交流促进会主办的纪念王琦从艺75周年暨95华诞“王琦水墨新旅程书画展开幕式暨作品集首发式”在中国美术馆隆重举行。《纪念王琦从艺75周年暨95华诞——王琦水墨新旅程书画作品集》同期首发。该作品集共收录有105幅王琦书画作品，以及王琦90岁高龄之后参加艺事活动的影像资料。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中国文联副主席左中一，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中国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诸迪，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副主席吴长江等领导及艺术家出席开幕式。
今年恰逢王琦从艺75周年暨95华诞，此次展览共展出王琦先生在90高龄之后创作的水墨画作品和书法作品五十余幅，是他近五年来辛勤创作的一部分。五年时间，王琦先生笔耕不辍，用旺盛的创造力创作出包括《银色世界系列》、《金色的田野系列》、《农家小屋系列》、《江南水乡系列》、《北京古木系列》、《独木成林系列》、《南方古镇系列》等作品，以山水风景、大树躯干、三峡风光、江南水乡、民居文化为题材，以扎实的写实造型和严谨的版画结构以及富有生命色彩的颜色基调作为艺术语言，诸多充满纯朴生命气息、中西交融、风格独具，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王琦先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深切感到，艺术道路越走越长，而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短。因此，对自己在艺术创作上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在不断地实践中作顽强的艰苦奋斗。我们从展出的作品中，不仅看到了这位年逾耄耋的老人近几年在艺术上取得的丰硕成果，更看到了他那种生命不息、创作不止，不断前进、努力求索的可贵精神。
王琦，1918年生于四川宜宾县。历任中央美院教授、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美术》和《版画》杂志主编、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顾问、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国际中国书画家交流促进会名誉副会长。曾出版个人画集文集多种，并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数十次，作品为国内外许多博物馆收藏。
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没有感染力
王琦自幼受家学熏陶，自上海美专毕业后，1938年春，由老师倪贻德介绍到重庆“政治部三厅”工作，8月首赴延安，首次拿起木刻刀。1939年初回到重庆，加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1942年筹建中国木刻研究会，1942年和1943年发起组织双十全国木刻展，1948年赴香港，1950年回到上海，1952年起任教于中央美院，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已当选为第一届文代会代表的王琦先生，因交通受阻未能见证中国文联的诞生，而他在之后的60余年岁月里，作为版画大师、艺术评论家、新兴版画运动和新美术运动的领导者，一直见证着中国美术的发展、转折与变迁。
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作为新兴木刻运动的参与者和亲历者，王琦以充沛的激情和社会责任感实践着他的革命理想，并贯穿他的艺术人生始终。他的早期作品《难民站上》《难民一群》等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艰难时世和人民疾苦，他的《警报解除之后》《冰天雪地中的我游击队》等名作，以木刻为武器唤起了广大热血青年投身革命的热情。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版画题材转向水利建设、林业建设等，《售余粮》《贮木场》构图开阔，尤其在他尝试创作套色木刻后，《晚归》《雪原峡谷》等作品画面色彩明丽，堪称社会主义建设的艺术史诗。改革开放后，王琦激情奔涌，佳作迭出，《人民万岁》等组画作品气象雄奇，迎来了创作的另一高峰。
“鲁迅先生曾说，艺术品一定要重视它的艺术性，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是没有感染力的。”——这句话鼓舞了王琦几十年创新求变。
少年时的王琦在大革命时期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既当革命家，又当艺术家，两者应是截然分开的，但上了上海美专，听到了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的学说，又看了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苦闷的象征》，接受了很多革命文艺思想的感染”，鲁迅的文章让他豁然开朗，他的“纯艺术”的理想破灭了，他希望艺术表现生活、表现人民的苦难和斗争。
1946年，王琦曾经感到遗憾：自己没有直接聆听鲁迅先生的教诲，虽然1934年他进上海美专时就认真研读了鲁迅的著作，“可是鲁迅的著作和他的精神，始终是我们这样年轻人学习效法的榜样，我一直在鲁迅先生精神的感召下从事自己的创作。”
从《讲话》中寻求答案
1942年秋，重庆“政治部三厅”。一天，王琦看到办公桌上放了一本小册子，《论文艺问题》，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当时我在负责全国木刻协会的工作，除了自己搞木刻创作以外，还写文章，组织筹办全国性的木刻展览会”，王琦回忆，在国统区能这么早看到《讲话》很不容易，所以他印象深刻。
据王琦讲述，他在上世纪30年代学生时代起接受现代派艺术的影响，后来在实际工作中碰到困难，才转向现实主义道路，才认识到艺术作品与大众欣赏的关系问题。“《讲话》帮助我们理解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群众的关系，理解文艺家与群众、与生活密切联系的重要性。”王琦曾著文表示，《讲话》提出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又提出文艺怎样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特别强调了艺术家深入生活的重要性。“以前我们理解的现实主义，多少带有自然主义的色彩，比较平面地反映生活；《讲话》之后，我们不是机械地反映生活，而是比原来的生活更高、更强烈、更典型、更理想。”
在当今的社会氛围中，王琦并不认为5·23《讲话》精神已经过时，“我们重温它，通过我们的文艺实践，会使它不断发展、丰富完善。”
“在实践中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便从《讲话》中寻求答案。”“我第一次听到王琦的名字，是在整整40年前了。我的老师刘文西，在育才中学时受教于王琦，他保存了王琦的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王琦的笔记、感想，老师常常看，常常发现他的新思想。”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说。
不主张画家风格定型化
上世纪80年代，王琦创作的《平地青云》《大街上的旋律》，回到早年的黑白世界，1988年，王琦因视网膜脱落做了手术，术后左眼视力只有0.2。“眼疾手术后，我从版画转向水墨，一晃也有20多年了。”转向水墨，重拾少年时代拿惯了的毛笔，恢复启蒙时期迷恋过的水墨和书法，王琦的艺术因生命的变化而得到延伸。
无论是《金色的田野》《独木成林》《农家小屋》《江南水乡》诸系列，还是与版画最为相似的《银色世界》系列，他皆以大块黑白来处理画面，以黑色的直线、曲线的同向性排列，达到强化形象的动势和节奏感的目的。王琦介绍，自己作画喜欢焦墨和侧锋，以素描方式画出物象的形态，确定明暗色调，再用淡墨和水晕染水墨效果，最后施以不同的色彩。他的风景画作，基于“计白当黑”的水墨画原理，亦是版画界的共识，不因不类于传统山水而失去其特有的审美价值。一如评论家刘曦林所言：王琦的水墨画，“与版画有相近的风神：清劲的阳刚风骨、学者文风般地精谨微妙、演奏乐曲般地流走跌宕、接近西画的造型、布局和空间处理。不是正宗的传统山水画，又为当今水墨画送来一股清新的春风。”他把中国画的笔墨、版画的力度、油画的色彩融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里实现了艺术的完整与独特。
“我从不主张一个画家的风格定型化。画家应当经常探求新的表现方法、新的风格与形式，而且应该经常保持创作的旺盛和上升状态。”王琦如是说。
展览中还有他的书法。早年学颜柳赵的楷书，后习魏碑的他，喜欢坚韧的狼毫，写出和刀锋一样坚韧挺拔、黑白分明的笔锋，线条苍劲、布局和谐，有着九旬老人的老而弥坚。他认同有什么样的画风，就有什么样的书风。他说，自己注重每一个字的结构、个别字与全幅作品之间的整体结构，哪怕年纪大了手不从心，离开预期设想，“偶然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以笔转刀，以刀换笔，近一个世纪岁月流转，刻下人生的印痕，画出历史的轨迹，95岁的王琦又一次踏上艺术新旅程。“在今后的岁月中，我要继续努力，继续创作好作品。我的作品都是从写生出发，如今我没有什么资料了，所以未来5年的作品肯定和现在不同。”王琦畅想自己的百岁画展，“希望有啊”。
“我要放开来画。”王琦说。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中国文联副主席左中一，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主席刘大为，中国文化部艺术司副司长诸迪，中国美协分党组书记、副主席吴长江等领导及艺术家出席开幕式。
今年恰逢王琦从艺75周年暨95华诞，此次展览共展出王琦先生在90高龄之后创作的水墨画作品和书法作品五十余幅，是他近五年来辛勤创作的一部分。五年时间，王琦先生笔耕不辍，用旺盛的创造力创作出包括《银色世界系列》、《金色的田野系列》、《农家小屋系列》、《江南水乡系列》、《北京古木系列》、《独木成林系列》、《南方古镇系列》等作品，以山水风景、大树躯干、三峡风光、江南水乡、民居文化为题材，以扎实的写实造型和严谨的版画结构以及富有生命色彩的颜色基调作为艺术语言，诸多充满纯朴生命气息、中西交融、风格独具，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王琦先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深切感到，艺术道路越走越长，而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短。因此，对自己在艺术创作上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在不断地实践中作顽强的艰苦奋斗。我们从展出的作品中，不仅看到了这位年逾耄耋的老人近几年在艺术上取得的丰硕成果，更看到了他那种生命不息、创作不止，不断前进、努力求索的可贵精神。
王琦，1918年生于四川宜宾县。历任中央美院教授、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美术》和《版画》杂志主编、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顾问、中国文联荣誉委员、国际中国书画家交流促进会名誉副会长。曾出版个人画集文集多种，并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数十次，作品为国内外许多博物馆收藏。
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没有感染力
王琦自幼受家学熏陶，自上海美专毕业后，1938年春，由老师倪贻德介绍到重庆“政治部三厅”工作，8月首赴延安，首次拿起木刻刀。1939年初回到重庆，加入中华全国木刻界抗敌协会，1942年筹建中国木刻研究会，1942年和1943年发起组织双十全国木刻展，1948年赴香港，1950年回到上海，1952年起任教于中央美院，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已当选为第一届文代会代表的王琦先生，因交通受阻未能见证中国文联的诞生，而他在之后的60余年岁月里，作为版画大师、艺术评论家、新兴版画运动和新美术运动的领导者，一直见证着中国美术的发展、转折与变迁。
上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作为新兴木刻运动的参与者和亲历者，王琦以充沛的激情和社会责任感实践着他的革命理想，并贯穿他的艺术人生始终。他的早期作品《难民站上》《难民一群》等以现实主义手法描绘艰难时世和人民疾苦，他的《警报解除之后》《冰天雪地中的我游击队》等名作，以木刻为武器唤起了广大热血青年投身革命的热情。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版画题材转向水利建设、林业建设等，《售余粮》《贮木场》构图开阔，尤其在他尝试创作套色木刻后，《晚归》《雪原峡谷》等作品画面色彩明丽，堪称社会主义建设的艺术史诗。改革开放后，王琦激情奔涌，佳作迭出，《人民万岁》等组画作品气象雄奇，迎来了创作的另一高峰。
“鲁迅先生曾说，艺术品一定要重视它的艺术性，没有艺术性的作品是没有感染力的。”——这句话鼓舞了王琦几十年创新求变。
少年时的王琦在大革命时期接受了革命启蒙教育，“既当革命家，又当艺术家，两者应是截然分开的，但上了上海美专，听到了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的学说，又看了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苦闷的象征》，接受了很多革命文艺思想的感染”，鲁迅的文章让他豁然开朗，他的“纯艺术”的理想破灭了，他希望艺术表现生活、表现人民的苦难和斗争。
1946年，王琦曾经感到遗憾：自己没有直接聆听鲁迅先生的教诲，虽然1934年他进上海美专时就认真研读了鲁迅的著作，“可是鲁迅的著作和他的精神，始终是我们这样年轻人学习效法的榜样，我一直在鲁迅先生精神的感召下从事自己的创作。”
从《讲话》中寻求答案
1942年秋，重庆“政治部三厅”。一天，王琦看到办公桌上放了一本小册子，《论文艺问题》，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当时我在负责全国木刻协会的工作，除了自己搞木刻创作以外，还写文章，组织筹办全国性的木刻展览会”，王琦回忆，在国统区能这么早看到《讲话》很不容易，所以他印象深刻。
据王琦讲述，他在上世纪30年代学生时代起接受现代派艺术的影响，后来在实际工作中碰到困难，才转向现实主义道路，才认识到艺术作品与大众欣赏的关系问题。“《讲话》帮助我们理解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群众的关系，理解文艺家与群众、与生活密切联系的重要性。”王琦曾著文表示，《讲话》提出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又提出文艺怎样为人民群众服务的问题——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特别强调了艺术家深入生活的重要性。“以前我们理解的现实主义，多少带有自然主义的色彩，比较平面地反映生活；《讲话》之后，我们不是机械地反映生活，而是比原来的生活更高、更强烈、更典型、更理想。”
在当今的社会氛围中，王琦并不认为5·23《讲话》精神已经过时，“我们重温它，通过我们的文艺实践，会使它不断发展、丰富完善。”
“在实践中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便从《讲话》中寻求答案。”“我第一次听到王琦的名字，是在整整40年前了。我的老师刘文西，在育才中学时受教于王琦，他保存了王琦的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写着王琦的笔记、感想，老师常常看，常常发现他的新思想。”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说。
不主张画家风格定型化
上世纪80年代，王琦创作的《平地青云》《大街上的旋律》，回到早年的黑白世界，1988年，王琦因视网膜脱落做了手术，术后左眼视力只有0.2。“眼疾手术后，我从版画转向水墨，一晃也有20多年了。”转向水墨，重拾少年时代拿惯了的毛笔，恢复启蒙时期迷恋过的水墨和书法，王琦的艺术因生命的变化而得到延伸。
无论是《金色的田野》《独木成林》《农家小屋》《江南水乡》诸系列，还是与版画最为相似的《银色世界》系列，他皆以大块黑白来处理画面，以黑色的直线、曲线的同向性排列，达到强化形象的动势和节奏感的目的。王琦介绍，自己作画喜欢焦墨和侧锋，以素描方式画出物象的形态，确定明暗色调，再用淡墨和水晕染水墨效果，最后施以不同的色彩。他的风景画作，基于“计白当黑”的水墨画原理，亦是版画界的共识，不因不类于传统山水而失去其特有的审美价值。一如评论家刘曦林所言：王琦的水墨画，“与版画有相近的风神：清劲的阳刚风骨、学者文风般地精谨微妙、演奏乐曲般地流走跌宕、接近西画的造型、布局和空间处理。不是正宗的传统山水画，又为当今水墨画送来一股清新的春风。”他把中国画的笔墨、版画的力度、油画的色彩融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里实现了艺术的完整与独特。
“我从不主张一个画家的风格定型化。画家应当经常探求新的表现方法、新的风格与形式，而且应该经常保持创作的旺盛和上升状态。”王琦如是说。
展览中还有他的书法。早年学颜柳赵的楷书，后习魏碑的他，喜欢坚韧的狼毫，写出和刀锋一样坚韧挺拔、黑白分明的笔锋，线条苍劲、布局和谐，有着九旬老人的老而弥坚。他认同有什么样的画风，就有什么样的书风。他说，自己注重每一个字的结构、个别字与全幅作品之间的整体结构，哪怕年纪大了手不从心，离开预期设想，“偶然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以笔转刀，以刀换笔，近一个世纪岁月流转，刻下人生的印痕，画出历史的轨迹，95岁的王琦又一次踏上艺术新旅程。“在今后的岁月中，我要继续努力，继续创作好作品。我的作品都是从写生出发，如今我没有什么资料了，所以未来5年的作品肯定和现在不同。”王琦畅想自己的百岁画展，“希望有啊”。
“我要放开来画。”王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