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钧剑，江苏海门人。1956年生于广西桂林。先后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北京大学艺术学系首届研究生班和中国画研究院首届花鸟研究生班。全国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委员，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一级演员，总政治部歌舞团男高音歌唱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演唱风格既有浓郁的民族韵味又有时代气息；曾获中国金唱片奖。开创演艺界人士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书画展的先河。出版过四部诗集和散文集、书画集。（中新社发  王保胜 摄）
 
记者：您是著名的歌唱家，为什么要退出一线，走到幕后呢？
郁钧剑：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在杭州演出，一群十多岁的孩子拿着本子找我签名。有个小孩的一声“郁叔叔”让我很受震动，因为在此之前，别人最多也是管他叫“郁大哥”“郁老师”，从来没有人管他叫过“郁叔叔”。紧接着，又有两个孩子对我说：“我爸我妈最喜欢听你唱歌了！”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当时我虽然算是一在线的演员，所有大晚会上我都会表演节目，但人总是要面对这样的现实的。而且已经干了这么多年，还总要面对那些表演时谁在前谁在后、谁多唱几句谁少唱几句、今年春晚有没有你、明年春晚你还上不上的小事。年轻时为这些东西计较还可以，但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为这些事情而不是自己的艺术自己的人生方向考虑，那不是书都白读了吗？！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就萌生出退出一线的想法。人总说要有“自知之明”，而且我们从小读书就知道“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这些道理是要落实到行为当中的。人该退的时候就要退，这个时代是年轻人的，应该把更多的机会留给他们。中央领导也很理解我的心情，而且那时希望中国文联这样的社团单位多搞活动，所以就把我调到了文联来做文化活动。

记者：您策划的第一届文联春晚前后只用了38天就圆满办成，请问是怎么做到的？那一届晚会有什么值得记忆的亮点？今年的文联春晚上有什么新的创意？
郁钧剑：当时是2002年12月，距离春节还有38天。领导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能在38天的时间里就搞出一台春晚呢？我说，文联有十多个协会，音乐协会、美术协会、戏剧协会、舞蹈协会……一个协会出一个节目，就有十多个节目，而且都是各具特色的节目。而且一个协会出一个主持人，就可以把主持人也做成节目。领导听后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支持我，于是38天后，我推出了第一届文联春晚。
第一届春晚中有一个节目让我至今仍很得意。那是一个表现师生情谊的节目，我策划并邀请到了徐晓钟和姜文、谷建芬和毛阿敏、金铁霖和宋祖英三对师生。节目现场，姜文把徐晓钟抱了起来，谷建芬弹琴毛阿敏唱歌，孙道临等艺术家也都来了，现场气氛非常感人。从第一届“百花迎春”晚会开始，中国文联的春晚就奠定了这样浓厚的艺术氛围基础，就找准了“中国文联是艺术家之家”这样一个温暖的定位。
在策划创意上，我特别强调要把节目的过程做成内容。在今年的“百花迎春”浙江板块中，我特意让冯骥才、韩美林两位艺术家和杨澜、董卿、周涛三位女主持人一起通过聊天的形式把浙江的人杰地灵聊出来。这比唱歌小品更自然丰富，而且老百姓也很爱看。我们的很多类似大串场的节目都是这样精心设计出来的。

记者：每年中国文联春晚，您为什么又当总策划又当总导演？
郁钧剑：这主要是从经济方面来考虑的。因为中国文联没有太多经费，而且外请导演需要花很高的费用。作为中国文联演艺中心主任，为文联做事对我来说是本职工作，于是我就依靠自己的人脉关系担负起了每年文联春晚的总策划和总导演职务。这样下来，每年仅导演、策划经费上就能省下几十万﹔整个晚会办下来，也只不过是其他电视台春晚经费的五分之一。　　我当时就和领导说，我给文联办春晚，第一不要人员编制，都是招聘上岗；第二不要办公室；第三账户上不要太多钱。到现在我们连财务、司机一共才五个人，可谓机构精简，精兵强将。

记者：与其它春晚相比，中国文联春晚的独特性表现在什么地方？
郁钧剑：每年的文联春晚，阵容之强大毫不逊色央视春晚。演出现场台上台下近三千人，主要演员达到二三百人。因为节目多、时间紧，很多在各个领域非常著名非常重要的演员，都只能出现一个镜头。像今年文联春晚，无论是谢芳、梅葆玖、刘长瑜这些大艺术家，还是张国立、陈建斌、陈红、张瑜这些影视红星，都几乎只有一句话或者一两个镜头，但他们都很高兴地来了。因为中国文联春晚，就是文学艺术界艺术家的聚会。十二个协会本身就是“家”，参加演出的演员，也都是艺术家。
       中国文联春晚的一大特色就是，镜头扫过之处都是明星大腕，“熟脸”出现频率之高，让人目不暇接。不仅台上节目，就连现场观众的镜头，我们都是一个一个挑的，下了很大功夫。现场拍摄时，也是专门有两架摄像机拍台下的观众，有的时候一首歌给观众的镜头加起来比给演唱者的时间都多。电视播出时，镜头中每当出现坐在台下的艺术家，也都会打上字幕，让大家知道他们是谁，这也是中国文联春晚特有的。这是特批的，其他晚会没有。因为有很多老艺术家，对于大众来说只知其名不知其人，通过字幕人们可以认识他们，尤其可以让更多年轻人知道；另外也让更多的中青年艺术家有展示的平台，加强他们的曝光度；这样也能增强中国文联作为“艺术家之家”的凝聚力。

记者：在举办中国文联春晚的过程中一般会遇到哪些难题？
郁钧剑：其实节目都好办，最重要的是如何安排这些艺术家们的亮相。每次文联春晚，从一开始策划到邀请演员到现场拍摄再到后期剪辑，我都得跟着。而最让人头疼的是，因为节目播出时长所限，不得不把一些精彩的节目“忍痛割爱”，像今年就不得不把几首歌剪掉，好在艺术家们也都很理解。
       另外麻烦的是，中国文联“百花迎春”晚会每次都是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和录制，相比起电视台的演播厅和专业剧场，人民大会堂的特殊性给晚会的组织和录制都带来很多困难。无论是从停车、接待的组织工作，还是从搭台、布景等技术工作，都需要费心费力。不过人民大会堂的负责人都换了好几任了，但每一任都很支持我。多少人想在人民大会堂里搭台子都不行，但他们都说，“只有郁钧剑把大会堂搞得底朝天！”而且我们中国文联“百花迎春”春晚做出品牌了，就连大会堂的保安、服务员每年这天都很高兴，觉得从来没看到这么多名角同时到场。
另外需要克服的困难是，每年中国文联“百花迎春”晚会虽然能请到众多大腕名角，但都没有什么排练时间。所以我们从一开始设计，就没有小品这样比较需要较长时间排练的复杂节目，像郭达、黄宏他们在这个晚会上也都不是演小品。但特别欣慰的是，所有名角大腕在时间极其紧迫的情况下，都能顺利、出色地完成任务。

记者：请问您是怎么把很多八九十岁的老艺术家请到中国文联“百花迎春”的晚会上的？
郁钧剑：去年到场岁数最大的是96岁的周巍峙先生。今年也有马金凤、秦怡、于蓝、王昆、郭兰英等很多耄耋之年的老艺术家。她把我们当成了自己人，很信任。在今年的“百花迎春”晚会上，郭兰英、李光羲、胡松华、陶玉玲、刘秉义、姜嘉锵、于淑珍、才旦卓玛、杨洪基、邓玉华、耿莲凤、王馥荔等艺术家一起上台演唱《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让人特别感动。平时要安排这些分量都很重的艺术家上台十分不易。能赢得这些艺术家的充分信任，可能和我是演员出身有关，对艺术家的心理很理解。尤其是这些老艺术家，一生遭遇坎坷，经历过很多人生起伏和磨难，对世态炎凉功名利禄都看得很清楚，他们最看重的，其实是一份发自内心的尊重。
       今年的文联春晚，我还请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著名作家莫言。莫言曾经表示不参加任何春晚，但只为“百花迎春”晚会破了例。莫言能来，看重的是文联春晚适合他的身份。
       现在各个电视台都有自己的春晚，但娱乐性也越来越强，老艺术家、主流艺术家的空间却越来越小。中国文联的‘百花迎春’春晚办到今天，实际上更多是一种坚守，是给真正的艺术家们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主流文化，在思想导向、审美趣味上都具有引领地位。文联春晚做了十届，一直坚守的也正是这个原则。